专业知识
我理解张世东博士讲了三个方面。一个是经济危机下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趋势。二是国有企业的薪酬。第三个是很多哲学、观念上的思考，全球的薪酬体系应该怎么变等等。我就此谈一些回应。
先说第一个问题。经常统计局数据一出来老百姓就开始骂。说实际薪酬没有统计出来的增长那么快。但是我敢说中国这十年，我们的薪酬每年增长10%不是问题。过去拿20块钱，现在拿5000块钱。不管物价怎么涨，5000块钱还是比20块钱要多很多。另外我们生活必需品的范围在增加。过去骑自行车是奢侈品，现在开汽车都算必需品了。我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地增长。但为什么百姓骂？这儿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规律。说回来，张博士以数据为基础。91到现在每年增长14%。如果我们的薪酬再增长十年，十年后我们的薪酬就会翻番。很多方面可能是世界最高，特别是工资和效率之比是世界最高。张博士可能代表美国的想法。我的想法是：薪酬的增长有两面性，一方面会影响竞争能力；另一方面强化我们的消费能力。我一直主张中国未来的增长动力不是低成本而是强劲的需求。如果中国老百姓的薪酬总额过十年后再增长一倍，那中国的消费能力是最强的，因为人口基数大。而消费力是任何国家经济的基本推动力。美国这次经济危机主要原因其实是它的很多需求不行了。所以劳动成本的增长应从两面看：一方面薪酬增长影响竞争力；另一方面薪酬增长增加我们的消费能力。说个小例子：中兴。我以前是它的人力资源顾问。他们说在无线和有线领域未来只有三家活着，有两家都是中国企业，一家是华为，一家是中兴。我对此很感兴趣。一个高科技中国企业为什么能打败外国企业？我算了笔帐，中兴每年销售是700亿，利润是17亿，它有7万人。当17亿利润除以7万人，每人是2万多一点。如果利润不增长，如果我们人均成本再增加2万的话，中兴没有利润了。这个东西是非常脆弱的。中国很多企业像中兴一样是建立在低成本之上的。北电被打败不是技术不好，而是劳动力成本竞争不过中国了，但这个优势在消失。从这个方面来说对中国是不利的。但是当钱袋子增加两倍的时候，商场会好开，提供服务的人会受益。所以以中国的人口为例，未来20年中国不是制造大国，中国应该是一个消费大国。这就是差异化竞争优势。当然这个需要论证。
他说的第二个问题特别有意思。我原来是学经济学的，这是我的专业。古典经济学的说法，价格是由两个基本因素决定的，这是机制。我搞管理学搞久了就不想这些抽象的问题了。今天我再次想：他讲的隐含的意思是在中国国企是主导的，而国企的薪酬是与市场脱节的。可以得出结论是：中国的薪酬水平很少部分由市场决定的。那产生的问题是世界难题了。如果薪酬不是市场决定，那么由什么决定？我原来讲过，做薪酬调查对国企没有用，因为大盘子定了。国有企业薪酬水平等于大盘子除以市场人数。不管薪酬水平和市场有多大的差异，高于这个水平就恭喜你，如果低于水平，那就活该，谁叫你有那么多人。国企用的是总额包干的方法，现在也有改变。还有他刚才讲国有企业现在采取工资包干的做法，尽管也在改变。你刚才一个判断我同意，就是什么事都让国资委来判断，他们未必知道那么多事情。中国的民企、国有企业、外资企业，中国企业活力最大的是国有企业。他们想贷款，没有民营企业是搞得过他们的。再向前走二十年，国企占的份额会更大。民企占得份额会更小，外国企业我不敢说。这么大盘子的国有企业，薪酬竟然不是市场决定的。很大问题就在这里。当一个国家的薪酬体系，不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，那么由什么决定？这种机制会更好吗？这是第二个评论。
第三个部分是价值观。他讲到几个事，一个是美国人让我们想问题：什么是最高的价值？这会影响到收入分配格局；二是薪酬体系的变革是激进的更好还是缓慢的更好，隐含着对社会问题的关注——即使我们看到美国的或中国的薪酬体制不合理，你是一下子变革到位还是逐步改变。马歇尔在附录里讲：社会的变化是遵循革命的道路还是进化的道路？他的结论是进化的。你们回头去看，当时想革掉的东西现在又重新回来了。社会很多东西很难一下子改掉。他的另一哲学思考是我一直在想的：日本的企业与美国的企业进行比较。他还讲到成熟的中国企业都应该有自己的模式。比如说成功的企业有自己的模式，如华为、联想、海尔。能否就这些个案得出结论，大凡是按自己的模式做的企业都比按着别人做的企业要做的高明。危机来的时候，美国与日本做法不一样。美国准备裁员的比较多，降薪的不是很多，因为裁员可以一次性解决问题，降薪可能有其他限制。日本企业（比如丰田）在危机中让员工去轮岗。我买了一本书《丰田的管理方式》。这本书说很多行业是周期性的产业，汽车行业就是。当周期性行业处于低谷时，美国就是把员工赶走，而日本尽可能内部消化。最大的好处一是员工不会流失，二是员工对公司感恩戴德。而美国要付出其他成本，比方说重置成本和员工不忠诚的成本。如果要在它们间选择我觉得我们是要向日本学习的时候了。我们学美国把中国很多传统的东西都丢掉了。这是我受到的第三个启发。
